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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列癲 │ Harry W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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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過重山的聲音 - 從暴力到詩歌

「別人的傷痛,如何要我們也來緬懷呢?」一個責任問題在這裡被丟了出來。二二八。每個人都在提起二二八,每個人都不願提起二二八。眾聲喧譁裡,人們高舉它,堆砌它,毀棄它,愛它、恨它。那是一支龐大的圖騰,一則禁忌。一個在惡夢裡縈迴不去,我們既懼怕又深恐摧毀,總是主導著自由意志的超我。 選擇了這樣的記憶,歷史變得不再完整,尊嚴在大漢沙文裡盡失。吳鳳的銅像縱使被推倒,鄒族人卻還是沒有名字。這段受難史,不只是高一生一個人的,更是屬於整個部落的;創傷不只屬於一支槍桿下的犧牲品,更是一整座山的裂痕。始作俑者是統治者、國家機器的暴力,相當於人類意識的稽查機制,不僅埋覆了歷史真相,更倒置了冤錯,讓民族價值觀紊亂,認知混淆,文化流失。 而人要如何記憶?當一個創傷事件不再單單屬於個體,而是一個集團的時候,記憶的的線路便開始錯綜盤踞,擴大為認同的議題;回憶的動作搖身變為道德法典。時間依然殘酷地前進,記憶者不斷地在歷史裡留下足跡,更殘酷的是「誰才有資格」進行記憶,這永無止境的攻防與辯論。如果說,一個心理受到創傷的人能夠藉著由自由聯想,不斷地挖掘傷害的根源,那麼文明的傷害,則是藉由零星散佈的文本創作,帶後人接近如刀鋒般尖利,摧枯拉朽的往事。而今天,我們隱微聽見了一些聲音,從中央山脈的西南側傳出。 若你也讀過高一生的獄中信,任誰也無法從那鬱結的情境中脫逃。從初入獄時的報安,到勿用日語的提醒,從綿綿情話到長夜裡的夢魘;從現代生活的教誨到最後的訣別。被政府誘捕入獄直到伏「法」的那天,他從來就沒有再見過家人一面,最後他這樣叮囑:「你記得這一首歌吧!能再有家和土地的話更好......我的冤情日後必會昭明......白色的方巾一條。田地和山野,隨時都有我的魂附守著。水田不要賣。」而我們更要相信,在逸失的手稿,或是更多的有口難言背後,有著更令人難以注目的傷痛。 野火樂集準備好重新唱他們的曲子。就好像再扣問一遍:「而人,該要如何記憶?」這個永無止境的問句一樣,面對這樣斑駁的文字,我們要如何去擺放鏡頭,重新構繪、聚焦這則被政治刻意揚棄的歷史?面對這些歌聲,我們又要如何準備好一副不再輕易順從的耳朵,去聆聽山谷裡傳出的生命故事?我想起了電影《A級控訴》裡,為了製作一部亞美尼雅人在一九一五年遭到土耳其人屠殺的電影,導演、演員、歷史顧問跟觀影者如何具結,共同想像那則被抹去的歷史,去面對彼此不願面對的處境。而同樣的,當高一生的作品即將在音樂會裡重新被詮釋,我更好奇而焦急想看到的,是這些年輕的樂手們要如何演繹這些細緻的情緒?然後身為聽眾的我們,又要如何被自己的史觀敏感牽引? 自伊始,他們稱自己為「鄒」,並不倨傲軒昂他們的美麗,而只簡單告訴了我們,他們是「人」。由於簡單,他們也輕易地相信神靈。簡單如一個民族能信手拈來的神話,據說鄒族人下山支援水上機場之役要不是落荒收場,搞不好高一生已經「類神」了。然而至今,他卻然只是一個無法擺脫惡作劇靈蹂躪的宿命者,他沒有成為鄒族的神話英雄。英國詩人這樣解讀葉慈的詩句:「瘋狂的愛爾蘭,將你刺傷成詩!」反過來說,一串文字、一首歌、一個圖像,便是一個完整歷史的倉儲。「言說,」阿爾及利亞精神科醫師法蘭克.法農說:「不僅是在運用某種句法,掌握某種語言的詞態,甚至是在承受一種文化,負載一個文明的重量。」而歌唱,不是一種更為有力,更有感染力的言說嗎?原住民(或是任何政治暴力的受難者平反運動)運動裡所「說的賠償」,至今依然遙遙無期,但是所「唱的修復」,已經為和解開了扇門。 然後,我又再一次聽到〈長春花〉。那是山谷裡飄送出來的花香,聞得見、聽得見甚至也看得見的花香,翻過一座座的山嶺。夢迴之際,我彷彿看見那支俊美無比的民族,看見了我們一同歌唱、手足舞蹈的場景。在那裡,我們的心跟舞動的身體一樣,還要跳上一整天、一整夜,直到永永遠遠...... (原刊四月份印刻文學生活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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